我很早就注意到，每一部论及法国文学的书，必然要提到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，对它的褒扬用的是最高级的词，说它是一部可以给作家们当教材当老师的书呢。我愧有小说家的虚名，多年前，也曾怀着敬畏的心情捧而读之，指望获得高人真传。也许那时我尚年轻，也许译文不对我的脾胃，反正没读出什么好来。读了一半，居然自暴自弃地割爱了。心里还纳闷得很，那书好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把此书一字一句读了是在周克希先生送我他的新译之后。压在枕下，每天睡前读一段，用了十来天就完工了。倒不是不能快读，而是觉得此书和快读不相宜，要咀要嚼。每天半夜，昏黄的台灯下，和那个叫爱玛的女人约会一幕，或者说是偷窥，反正想看看她到底怎么了，想看作者还能做出什么事情。书好像比印象中的薄了许多，那些句子也不再烦人。以前嫌那故事太老，无非红杏出墙不得善终，多么没有新意。现在看起来，故事越老，写的人越要有想法和本事，不靠花招就拢住了读者。再说，小说写到今天，还有什么故事不是老故事呢？福楼拜以每天工作12小时的狂热写了4年零4个月，最后竟把写成的1800页原稿删节到500页，这种对文学的沉溺和偏执是没几人能做到的。它的长处是磨出来的，却不失神采飞扬的激情。它不夸张，只求把人原来的样子写出来。还有什么比人原来的样子更令人惊骇的吗？它几乎没有评判地叙述了一个女人的可爱和可气，梦想和痴狂。故事顺水而下，自然到必然，而福楼拜又是狠毒的，如老子所说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。他不肯网开一面。
《包法利夫人》首次发表于1856年，距今快一个半世纪。这本表面安静的书，号称古典和经典的书，对现代人，比许多一惊一乍的当代文学更为中肯。古往今来，人的道具在变，而人性和人的困境总是恒一的。洋人和华人说到底也是一样的人。一本好书，只可惜了爱玛的性命。爱玛没有走出去，不是福楼拜不让她走，而是，那种燃烧和欢乐永远是走不出去的。如果没有牺牲，那样的燃烧还有什么热量？
我私心感谢周克希先生翻译了此书，让我感觉到书变得薄了，从而读完全文，影影绰绰地望见福楼拜的居心。真正的阅读当然是读原文，有色彩也有韵律，但对不识原文的我，这样的翻译就是恩赐了。我看见周先生的一字一句，看见他努力在中文里找出和原文相称的节奏。他的译文是可以读的。我曾出声地读，很舒服。他的文字不夸张更不嚣张，肯用真嗓平常地说，把功夫做到了内里，贴心贴肺。从来的好的文学都是这样的，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简直是白话，还不避同字，而且再读下去居然还敢又弄出一个“黄鹤”来。我欣赏周先生如履薄冰的翻译态度，欣赏他对文学的福楼拜式的沉溺。这么说，此书在中国真是找对了翻译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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